新疆是通过和平方式迎来解放的。1949年9月的25号和26号，国民党那边负责新疆警备的总司令陶峙岳，还有新疆省的主席同时也是保安司令的包尔汉，两个人都宣布起义了。

从10月10号起，咱们第一兵团的头儿王震带着第二军和第六军往新疆开拔。这次去新疆，可是咱们军队头一遭大规模地用飞机、火车啥的把大军送过去。

路上总共有超过1100辆车，这些都是军委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；另外，还有45架运输机，是咱们从苏联航空公司那边租来的。

第六军第十六师的四十六团一营，战士们大都是农村出来的娃，头一回坐上飞机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窗外，下面是荒漠、戈壁，还有漂亮的大草原，一路上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不过，乐呵劲儿还没过，一到哈密，他们就得立马去平息叛乱。

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整编78师178旅533团起兵造反，他们洗劫了银行、商铺，还有老百姓的家，让哈密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到处都在燃烧。

因为第一营乘坐飞机迅速到达，接着新疆军区参谋长张希钦亲自带领大批军队赶到现场，把叛军的武器都给收缴了。这标志着新疆开始大力剿灭土匪的行动。

哈密这次闹事的背后主谋是尧乐博斯。尧乐博斯本名叫马木提吾守，号景福，是个哈萨克族人，已经60多岁了，算是个老资格的官员。

抗战结束后，他当上了哈密地区的督察专员，还兼职做了保安司令，并且也担任了新疆保安副司令的职务。

他的汉族妾室周妍，是个既年轻又漂亮，还带点神秘色彩的女子。1947年的时候，尧乐博斯跑到南京去培训，等要回新疆之前，军统就把周妍当作一份“特别礼物”送给了他。

周妍不光接受军统的调配，跟美国驻在迪化，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，那里的副领事马克南也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。

马克南这家伙把新疆的几个土匪团伙给拉拢到了一起，结果就组成了新疆那边最大的土匪帮派，里面有乌斯满、贾尼木汗还有尧乐博斯这些土匪头子。

在我打算去新疆之前，马克南已经从迪化转移到了哈密，打算经过甘肃、青海，然后进入西藏，再从印度绕道回家。他给周妍的赠品是一把全新的布朗宁手枪。

私下聊天时，周妍对他说：“那位老爷子”共产党是把他当起义的人来看的，现在让他做了哈密专员，但他呢，有点儿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

“绝对不行！”马克南狠狠地说道，“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共产党轻易地把新疆夺走。”他神秘地笑了笑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我心里有数，能让那家伙彻底跟共产党反着来。”

他是怎么做的呢？答案就是开会。

在镇西那片大草原，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那儿，马克南找了一顶帐篷，把乌斯满、贾尼木汗、尧乐博斯等好几十个匪头子都聚到一块儿。他开口就说：

现在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，难以有效管控新疆地区。同时，共产党在新疆尚未建立起稳固的基础。如果你们能够团结一致，共同抵制共产党的影响，新疆的未来将由你们自主掌握。

你们要的枪炮子弹，美国那边能给你们从天上送下来，他们是站在你们这边的。我就在这地球另一边，盼着你们传来捷报，等那时候，我还会再过来的。

听完他那套瞎扯，匪首们好像看到了大救星，一个个激动得不行。

在匪头子里，尧乐博斯是个有身份的贵族，也算是个老一辈的人物。他内心深处对那些老练的土匪挺反感，但想要一个人独霸新疆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念头，让他把这些身份地位的差别都抛到了脑后。

巴里坤草原归他管，别人别想插手。现在他乐意让乌斯满带着上千顶帐篷来这儿放牧。

乌斯满老家在阿山的富蕴县，跟哈密那是一个东一个西，远得很。他家里头穷，打小就给地主放羊。不过这小子性格野得很，老在草原上惹事，大家都叫他“草原疯小子”。

18岁那年，他找上了哈萨克的大土匪头子祖汗诺哈吉，就此踏上了当土匪的路子。

在打仗那会儿，他三次加入了打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战斗，因为打仗特别勇猛，一下子就出了名，后来还当上了头儿，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称号叫“哈萨克王”。

他曾经参与过我党主导的三区革命活动，但没多久就转变立场，被吸纳为阿山地区的专员，开始为国民党效力。在当专员的那段时间，他和马克南搭上了线，开始狼狈为奸。

另一位大土匪头子贾尼木汗，老家在阿山承化。跟只知道动刀动枪的乌斯满不一样，他从小书就读得不少，本来能当个教会的差事。但他却花钱从一个大官千户那儿，买了一个叫“台吉”的官职。

在盛世才掌控新疆那会儿，他插手了平定哈萨克老百姓起义的事儿，踩着族人的血路，戴上了权力的帽子，一跃成为阿山的二把手。没多久，因为妥善摆平了伊犁那档子事儿，他又升了官，不光成了省里的大官，还兼管着财政厅。

在这次头目碰头会上，大伙儿商量好了，要拿巴里坤草原当大本营，打算1950年3月起事。第一步先拿下哈密整个地界，还有迪化北边的那些县城，最后再去攻打迪化。

暴动之前，乌斯满的营地塔尔苏里，那些匪头子们聚在一起，杀了马，喝了血，发了誓，这事后来被叫做“塔尔苏大会”。他们商量着把土匪分成五个大队，还选了五个大队长来带。就这么着，土匪人数加起来有两万多。

“塔尔苏会议”过后，乌鲁木齐往北和往西的那15个县里头，有11个都遭到了土匪的捣乱和攻打，有的县城还被土匪给暂时占了。咱们军队折了355个人，丢了200多把枪，老百姓丢的东西更是没法儿算。

暴乱突然闹起来的时候，新疆军区的大部分军队其实都在忙着开垦荒地搞建设。在还没进新疆之前，毛主席曾跟王震讲过一段很有深意的话：

新疆兵力问题挺棘手，兵多了开销大养不活，兵少了又不够用。那该咋办呢？咱得学学南泥湾的精神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这样也能给各族老百姓减轻点负担。

所以，我军一到新疆，除了留下一些机动部队，其余的战士们都是枪不离身，镐也不放手，立马就开始种地开垦。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初这五个月里，大家几乎都没动过枪。

暴乱那会儿，咱们在北疆的第六军，从东边哈密一直到西边伊犁河边，上千里的边防线上都在开垦种地、搞生产呢。

新疆原本安宁的日子被一伙土匪给搅乱了，没办法，新疆军区只好搞了个专门打土匪的指挥机构，我们就叫它“剿匪指挥中心”吧。这个指挥中心的头儿是王震，他当总指挥；赛福鼎是副头儿，也就是副总指挥；还有张希钦，他负责出谋划策，是参谋长。

建立北疆的前线领导中心，我们叫它“前指”，并让6军的军长罗元发来当这个总头儿。

北疆剿匪行动中，出动了6军、5军、9军、2军的部分队伍，合计两个师、九个团，总人数达到一万五千九百多人。罗元发决定，把前线指挥部安在奇台县。

奇台这个地方，离乌鲁木齐大概有200公里远，是天山北边挺重要的一个地方。它的东边是特别宽广的巴里坤大草原，北边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准噶尔盆地里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。它正好位于丝绸之路天山北边的那条重要路上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军队想要争夺的地方。

奇台这次不偏不倚地撞上了匪乱的核心地带。它西边儿的阜康、米泉、吉木萨尔这些县，还有东边儿的木垒、巴里坤、伊吾等县，匪患都特别严重，直接给迪化的安全带来了大麻烦。

根据上面的安排，剿匪的军队分成了东、西两个方向行动。东边呢，是16师加上他们那边的配合部队，他们的任务是搞定巴里坤那一带的土匪。西边则是17师和他们的配合部队，他们的目标是清除奇台西边的土匪。

3月24号那天，罗元发正忙着调动兵马呢，结果驻守在阜康的骑兵第七师的特务营突然反了水。

骑7师是从“青马”的骑5军转变过来的，是“青马”手下唯一选择起义的队伍。

改编完成后，韩有文师长表现还算不错，但马占林和冶生林这两个反动军官，却悄悄鼓动特务营的人反叛，打算跟乌斯满联手，一块儿攻打迪化。

29号一早，咱们17师的人在甘河子那儿把叛军给包围了，最后全给收拾了。马占林被我们活捉了，冶生林被打死了。剩下的叛军想往巴里坤跑，结果半道上被16师的队伍给全逮住了，一个没落下。

甘河子那一仗，算是我们北疆队伍打土匪的头一炮，赢得干净利落。但好景不长，才隔了两天，就听说16师的副师长罗少伟让土匪给害了。

4月1号大概快中午11点50的时候，十六师的副头儿罗少伟带着步兵一连、一个参谋、一个机要人员、一个警卫、还有一个报务员，从哈密动身，去往吐鲁番那边的一个山口进行防守布置。

罗少伟他们开着吉普车，跑到离七角井东边大概30里地的一个沙坡上，结果碰上土匪偷袭，全都没了。

等后面他带着装兵的卡车到达那个沙梁子，罗少伟和所有遇害的人的衣服都被土匪扒光了，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卡车周围。

罗带着的那一整套一连的布防方案，还有咱们打算怎么收拾乌斯满那股土匪的计划，连同电台、密码本、枪支弹药这些，全让土匪给劫走了……

罗少伟，32岁，是个地道的陕北红军战士。他打过平型关大战，也经历过中原突围，还参与了保卫延安的战斗，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大仗。在战场上，他前后受过七次伤。

很多人都知道他，包括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这些大人物，主要是因为他可能是咱们军队里第一个负责仪仗队的领头人。

抗战结束后，美国那边派了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延安，想劝和国共两党的内战。为了好好接待马歇尔，咱们这边赶紧临时训练了一支队伍，准备给他进行阅兵展示。

罗少伟那时候是营长，他很快就把这支队伍练得有模有样，让毛泽东他们特别佩服。

看了王震发来的电报，毛泽东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他就让周恩来替他给16师发个吊唁的电报。

唁电中说：罗少伟同志是我党忠实的成员，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考验，是我军中的杰出领导者……他为中国的解放大业做出了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贡献……

罗少伟离世的悲伤还没散去，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：守卫伊吾县城的16师46团1营2连，竟然被土匪给全歼了！

伊吾就在巴里坤旁边，它的东北边和蒙古国相连。二连是最早到哈密平叛的队伍，由副营长胡青山带着坐飞机赶过去的。后来，还是他领着大家去伊吾驻守的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军长罗元发、师长吴宗先还有政委关盛志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心想：一个只有137人的红军连队，怎么可能全部牺牲了呢？

这个情报是王谡录，48团的参谋长透露的。16师和伊吾那边失联后，就派他领着7个排的队伍去救援。

救援队赶到了距离伊吾7公里的白杨沟，碰上了两个哈萨克人做向导，后来才知道这俩人其实是土匪。他们故意把救援队往土匪设好的埋伏圈里带，好在救援队机灵，冲出了包围。

王谡录已经上了向导的当，但他还是傻乎乎地相信了向导编出来的瞎话：“2连的人已经乱套了，都跑到草原那边去了。”

他停下了脚步，让队伍掉头回去，没想到又撞上了土匪的埋伏。连着两次中埋伏，我们这边死了伤了三十多人，还有二十多人被抓住，两门迫击炮和十多挺轻重机枪全没了。

王谡录打仗输了回来，说“2连已经没了”。这事儿后来闹大了，西北军区的头头儿严厉批评了他，说他“太丢脸”。

别提他了，就说说那些土匪怎么利用我跟哈萨克朋友的友好和信任，把我给坑了。在伊吾的2连，我也同样栽了跟头。

2连到了伊吾后，就在淖毛湖和下马崖搞了两个工作地方，派了27个人过去，这事儿归连长赵富贵管。

官兵和周边的哈萨克老百姓处得挺好。3月30号那天，牧民那满急匆匆地找到连长赵富贵，跟他说：“有几个外蒙古的人来了，想跟咱们谈谈修水渠的事儿。”还邀请赵连长去沙力家里一块儿商量。

赵富贵没察觉到有陷阱，因为淖毛湖紧挨着蒙古国，那儿的用水问题挺复杂的，还牵扯到国际上的事儿，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要去。

赵富贵一踏进沙力家的门，就被一个土匪猛地搂住，其他土匪见状，一蜂窝地冲上来，迅速夺了他的枪，接着把他绑了个结实，直接扔进了屋里头。

他弄断了绳子，从屋顶的天窗爬了上去，然后一跃而下，朝着生产的地方狂奔。阿不都的老婆眼尖，一下子就瞅见了他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。土匪们一听，立马从后面猛追过来。他跑着跑着，又撞上了骑马的土匪买买提·尼牙孜，结果被对方一枪给打死了。

随后，泥牙孜他们十个土匪溜达到了生产的地方，跟2班的头儿李玉坤讲：“嘿，水渠里头有水流动了，连长吩咐你领着兄弟们去灌溉田地。”

李玉坤没多想，领着8个战士就跟着他们走了。走在路上，突然从红柳丛里冒出好多土匪，战士们手里没家伙，只能赤手空拳跟他们打，结果全都被土匪给绑了。

李玉坤他们离开后没多久，就有十几个土匪闯进了生产地儿。1排的副排长何文年他们，有的被打死了，有的被抓了起来。淖毛湖生产地儿被抓的14个官兵，都是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，最后全都在土匪的棍棒下丢了性命。

下马崖生产点的第六班正在田地里忙活，他们把枪随手放在了田边。这时候，有16个打扮得像普通老百姓的土匪，假借帮助部队干农活的由头，跟战士们聊起了天。而藏在红柳丛里的那些土匪，瞅准时机，猛地冲了出来，把枪给抢走了。

士兵们拿铁铲跟土匪打了起来，结果当场就有4个人没了命，剩下的都被抓到杏园里给杀了。

两个据点里的27位战士全都不幸遇难，关于他们牺牲的具体情况，是后来从抓到的土匪交代中了解到的。

副营长胡青山昨天跑到生产地点去查看情况，往回走的半道上被一伙土匪给堵了。他赶紧催马快跑，好在运气好，总算是逃了出来。

一回到县城，胡青山就觉得土匪可能要搞大事情，他立马就开始安排怎么守城。

随二连一起前往伊吾接管政权的工作小组，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那时候，因为咱们的人民政府还没成立起来，所以工作小组就只好先让那些老政权的官员一起来帮忙。

伊吾县那边，国民党留用的官员有县长艾拜都拉，还有副县长李树贤，警察局长换成了伊建中。另外，县里的参议长是拉孜尔，伊吾镇的镇长也是参议员，叫拉孜尔巴，他们都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。

伊建中警察局长接到尧乐博斯的通知，找了个看病的借口，拉上拉孜尔他们几个，出去和尧乐博斯碰头。他们碰面后，伊建中接到了关于“塔尔苏会议”的决定。回到伊吾，他立马偷偷地召集了一帮人，商量怎么捣乱搞破坏。

会议结束后，他们各自去召集闹事的人。这事儿被工作队给发现了，于是他们把艾拜都拉和伊建中等人先控制了起来。但艾拜都拉找了个要上洗手间的理由，在假自卫团副团长马木提的帮忙下，偷偷溜走了。

胡青山让2连赶紧进入最高战斗状态，并加强防御设施。但这时候，土匪把电话线给弄断了，他们没法和上级取得联系。整个城里的人跑得一个不剩，就剩下一个做皮鞋的老婆婆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也就是3月30号，2连还是跟往常一样去出早操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北边山上突然一阵机枪扫射过来，伊吾保卫战就这么打响了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发生了好多回惊心动魄的事儿，其中最骇人的一次，是那个独自留在城里的鞋匠媳妇，悄悄地把土匪带进城里，差一点儿就让国民党边防营留下的那个武器库被抢了。

胡青山指挥2连，硬是把1000多土匪的7波大攻势和数不清的小偷袭都给顶了回去。战士们伤亡不轻，快折损一半了，但还是咬牙撑了40多天。最后，等到援军一到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把围城的马占林那帮土匪给一锅端了。

彭德怀给胡青山和2连发了封表扬信，说胡青山拿上了全国战斗英雄的称号，2连也被叫做“钢铁二连”了。

马占林的叛军被彻底消灭，这让乌斯满的联合行动计划全乱了套。他火速把各路匪头叫到巴里坤北边的红柳峡碰头，商量下一步咋办。

前线指挥官收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刻让16师分成两队，直接进攻红柳峡。

4月14号黄昏时分，部队开始行进。没想到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风雪，雪积得有一尺多深。因为部队没啥经验，为了走得快点，都穿得挺单薄，就穿了些薄衣服、单鞋，还有单帽子。结果，有七十多个人都被冻伤了。

五军十四师四十团三营的骑兵部队里，有不少维吾尔族战士，他们自备了毡袜、皮鞋这些保暖装备。营长买买提·司马义诺夫更是以身作则，主动把自己的保暖用品分给了汉族的兄弟们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天一蒙蒙亮，我们就瞅见土匪的窝棚搭在山脚那儿。二话不说，咱们立刻就冲上去开打了。土匪们压根儿没想到，这么大的风雪天儿，咱们能摸到他们跟前，吓得他们丢下帐篷、牛羊这些家当，翻身骑上马，拼了命地逃跑。

按理说，这次行动是出其不意的，本该能重创甚至消灭土匪的大部分力量。但结果呢，连个匪首的影子都没抓到，就干掉十多个土匪，抓了三十几个俘虏，剩下的全都骑马溜之大吉了。

这次是我们部队头一回对付游牧部落的土匪，心里真没个底。这些人里头，大多数都是被骗了的牧民。就算他骑着马从你眼皮子底下晃过去，只要他手里那枪不响，你压根就不敢动他，更别说往帐篷里开枪了。

那帮土匪留下了三万多头牲畜，还有好几百顶帐篷，这些你可不能当作是自己打赢仗的奖励，得小心翼翼地给它们看好。牛羊也好，其他物件也罢，一样都不能私自拿去用。

红柳峡的仗打完后，罗元发军长跑到巴里坤县城，把连以上的干部都召集起来，一起聊聊这次战斗里咱们哪些地方做得好，哪些地方还得改进。

要想抓住像乌斯满这样的游牧部落土匪头子，如果不先把群众和部落的头人拉拢过来，那简直是难上加难。而且，要想争取到这些群众的支持，可比在汉族地区要难多了，简直是难上几百倍。

这次战斗捕获的三十多名俘虏，全都把乌斯满当作了大英雄，把他捧上了天。他们说乌斯满骑马技术一流，枪法更是神准，好像有神灵庇护，子弹根本近不了他的身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哈萨克牧民才愿意抛弃一切，跟着他四处奔走。

所以，在对付乌斯满时，要是不小心忽略了民族政策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民族间的矛盾。那该怎么处理呢？

第一个办法就是叫哈萨克牧民来认出自己的牛羊，这些牛羊身上都有独特的烙印。

一开始，谁也没搭理这事儿，后来有些大胆的人试着靠近了，最终，三万多头牛羊都被人们一一领走了。

领牛羊那会儿，牧民们和解放军打交道了。不光是牛羊数量都对得上，就连刚生下的小羊羔也都活得好好的。战士们怕小羊冻死，直接把它揣怀里暖和着。

同时，军队注意到有不少贫困牧民，他们没在户籍上登记，实际上就是奴隶。这些人除了顶破帐篷和一口锅，基本上啥也没有，养的牛羊都是归牧主所有的。于是，军队就给他们提供了些必要的帮助。

之后，他们当中挺多人自愿给部队提供消息，还有的直接参加了我军的垦荒团。

这些人尽管是我们靠得住的后盾，但在部落里头，奴隶是没有啥影响力的，得靠部落首领出面发话才行。

乌斯满这些匪头子，每个人手下都管着十几个到好几十个部落，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小头目。要彻底打掉乌斯满这股土匪，关键就是得一个个地把这些部落争取过来。

乌斯满从红柳峡溜走后，一路狂奔到了中蒙边界的北塔山。我们紧追不舍，他又掉头往南，钻进了北沙窝，打算在天格尔大坂那里跟匪头子乌拉孜拜碰头。

剿匪队伍历经重重困难，走过了沙漠，翻过了雪山，然后发起了对天格尔大坂的大规模围剿战斗。紧接着，他们在腾格尔沙漠里的三个泉子这个地方设下埋伏，最终给了乌斯满的主力部队沉重打击。

这次战斗，我们军队抓到了大名鼎鼎的匪头子阿哈拉巴依，他是乌斯满的得力助手，也是乌拉孜拜的智囊，另外还有他的秘书胡赛音等人一并被擒。

乌斯满用了招狠的，他把匕首往马屁股上一扎，那马疼得要命，撒腿就跑，一直跑到累死，他再换乘一匹备好的马。就这么，乌斯满才捡回一条命，逃到了哈密，跟贾尼木汗碰头了。

乌斯满和贾尼木汗打算再次在大柳峡纠集他们的匪徒队伍，打算偷偷跑到甘肃、青海那边，继续干他们的土匪勾当。我们16师的46团接到命令，要去攻打大柳峡，阻止他们。

这时候，我之前做的群众动员工作有了回报，有牧民自个儿找上门来，跟部队说了乌斯满匪徒藏身的确切地点。

7月1号那天，下着倾盆大雨，部队还在继续前进。就在快要把敌人围住的时候，一个新来的小兵听到狗吠声，一时紧张就开了枪。这下可好，有些土匪吓得往北山方向跑了，但大部分还是被咱们困在了帐篷里头。

接着，我军一边赶紧派兵去追赶敌人，一边大声用哈萨克语喊话，内容是这样的：“咱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来这儿是为了保护哈萨克牧民的。我们只抓乌斯满和贾尼木汗这两个人，要是有人是被他们胁迫的，我们一律不问罪。”

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有个牧民从帐篷里走了出来，他高高地挥着手里的帽子或者手帕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喊道：“解放军，太棒了！”

士兵们一间间帐篷仔细查找。走进一个大帐篷，只见豪华的地毯上摆着唱片机、大号行李箱、绸面子被子、布料和金银财宝，就连挂在帐篷四周的4把手枪都原封不动。

旁边一个帐篷里，有个女人正搂着女孩儿哭呢。有个人站出来说他是贾尼木汗的保镖，这女人就是贾尼木汗的媳妇儿。乌斯满和贾尼木汗一听到枪声，衣服都没穿好，立马跳上马背逃跑了。

在大柳峡那里，咱们部队搞到了7架机枪，还有80杆步枪，外加1万多发子弹。另外，牧民们领走了1万多头牛和羊，还有500多匹马。

士兵们饿了一整天，索性就在那儿架起锅开始做饭，愣是没动牧民们一只羊。哈萨克牧民们头一回这么近地接触到解放军，心里头对乌斯满散布的那些谣言，开始犯嘀咕了。

接着说，追击小组一直追到第二天一大早，突然有个士兵摔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踩上了刚拉的马屎。向导赶紧捏了点马屎嗅了嗅，然后说，这屎还有味儿呢，看来他们没走多远。

再往前跑了几公里地，没想到真就让我们找到了乌斯满匪部，他们正躲在一条山沟里头。

乌斯满发现我追上来了，赶紧让手下用机枪向我方扫射，一场恶战就这么打响了。我这一边很勇猛，干掉了八十多个匪徒，还活捉了一百多号人。不过遗憾的是，乌斯满和贾尼木汗这俩头头儿没被抓到。

有个俘虏里头，有个打扮得很时尚的女的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她是贾尼木汗的闺女。她说她老爹就躲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头。我们费了好大劲劝说她，最后她答应去把贾尼木汗给带出来。

贾尼木汗一看情况不妙，就不打算再打了，自己从山洞里走出来，举着手投降了。另一边，乌斯满那个家伙又一次溜之大吉。

尧乐博斯是另一个大匪头，他不想跟乌斯满混，所以就带着他那号称PPA的精锐匪队，跑去攻打伊吾县城了。

我们16师的副师长任书田，带着队伍解了伊吾的围之后，继续往前追。尧乐博斯跑到八大石那个地方，仗着地势险要跟我们对抗。可最后呢，他的匪帮被我们打垮了，尧乐博斯只好带着他的小媳妇和儿子逃跑了。

周妍作为他的小妾，不会骑马，她是靠把半匹白布绑在枣红马身上，然后自己也被绑在上面，这样逃走的。

他们照着马克南定的逃跑路线，经过印度一路奔波到了台湾，尧乐博斯没过多久就因为生病去世了。

乌斯满躲到了新疆、甘肃、青海三个省份交界的地带。海子那一带有8个部族，他们都把乌斯满当成了大英雄，热烈地迎接了他。

另外，之前在天格尔大坂被抓的匪头胡赛音，在我给了他一次机会后，就领着四个部落大约2500多人，也都来到了这个地方。

这里的部族主要靠打劫过日子，乌斯满那些匪头子一来，打劫的事儿就更多了，兰新公路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。

1950年12月7号，西北军区下了道命令，让新疆的第二军、青海的第一军、甘肃的第三军，每军都派出大约500人的骑兵队伍。这些队伍全归第三军的军长黄新廷来带。他们得一起行动，从三个省一块儿出发，目标是剿灭乌斯满那些土匪部队。

黄新廷是一野里出了名的智多星，经常能出人意料地取胜，彭德怀对他特别看重。剿匪之前，他让侦察科的李文彭带着骑兵，把那些土匪的老巢和活动范围都给探查得明明白白。

他做事讲究稳重，先把匪部的情况摸透了，这才动手布置兵力，摆开阵势。他让部队形成包围圈，但先不急着动手，而是先来个心理战，攻心为上。

他把作战指挥中心搬到了敦煌，还特地请那些匪首过来聊聊和解的事儿。他同意那些土匪帮派在敦煌开办事机构，还派了常驻的人过去。哈萨克人也被允许带着枪来敦煌做买卖。另外，他还安排商业部门去买哈萨克的皮毛，同时给他们提供日常用的东西。

他专门安排人给部落送去了茶砖和粮食，用来帮助那里的牧民度过难关。

那时候，大雪把山都给封住了，各个部落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。看到解放军那么仁义，对大家这么好，牧民们和那些部落的领导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。

这些族群虽然靠打劫过日子，像是土匪一样，但他们背后的故事真的挺让人难过的。

他们起初并非土匪，只是因为跟新疆军阀盛世才对着干，受不了他的欺压，结果被一路追杀到了新疆、甘肃、青海交界的地带。到了那儿，又碰上了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围攻，最后能活下来的，十个里面都不到三个。

他们特别讨厌汉族的那些军阀，对马步芳也是满心怨恨，误以为解放军就是跟那些汉族军阀一路的军队。

黄新廷采取的心理战术见效了，让三个部落的首领动了心，打算离开乌斯满，站到解放军那边。但不幸的是，乌斯满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打算，这几个首领因此被残忍地杀害了。

乌斯满经常隔个几天，就派两三个手下头目跑到敦煌那边，说是去联络感情，其实啊，就是想摸摸我们的底细。

我派了两位谈判高手过去，一个是会哈萨克语的维吾尔族赖托夫，另一个是汉族的李万祥。他们俩一趟趟往海子跑，去找乌斯满谈。意思很明确，只要乌斯满肯缴械投降，咱们既往不咎，还会像对待哈萨克的重要人物那样对他。

这种好处，是那些汉族的头目绝对享受不到的。

但是，乌斯满跟我玩虚的，心里盘算着等冰雪化了就溜去西藏。这事儿让西北军区和中央军委头疼得很，要是他真的逃到西藏，那匪患可就跟着过去了，18军进藏的路子就更难走了。

因此，中央军委在电文中一再叮嘱，绝对不能放乌斯满逃到西藏去。

1951年2月12号那天，剿匪的队伍分成几路悄悄往目标地点摸过去，而黄新廷这时候还在敦煌那儿，跟乌斯满派来的人谈判周旋呢。

到了16号那天，他十分礼貌地跟乌斯满的3个代表道了别，还赠给了他们两驮日常用品当礼物。

17号那天，他领着一支精炼的指挥小组，越过没路的隔壁地带，悄悄地往前推进。

第二天，我们要翻过海拔5000米的当金山口。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，车子轮子一滑，就哐当一声撞上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。

黄新廷一头撞上了挡风玻璃，鲜血立马喷了出来，左眼下方被割开了一道一寸多长的伤口，右眼眼窝里也扎进了玻璃碎片。这下可好，总指挥成了这次行动里第一个受伤的。

医生建议通过参谋团队给西北军区发电报，说最好把人送到兰州治疗，不然眼睛可能会瞎。但黄新廷很坚决，他说在抓到乌斯满之前，自己绝不会去后方医治。

黄新廷精心策划，又玩起了心理战，结果这场仗打得非常漂亮。19号一大早，咱们的队伍就把乌斯满的窝给端了，干掉了他的副司令，就是那个匪帮里的“战斗英雄”加拿白，还活捉了参谋长哈巴斯。

一群强盗骑着马慌忙逃窜，哈巴斯指了指前方，说那个骑白色骏马的家伙就是乌斯满。三军骑兵大队的第三连立刻开枪射击，强盗们一个接一个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可乌斯满还是玩命地往前冲，还不停地扭头开枪反击。

三连的文化辅导老师孔庆云，不久前才从张掖参军，还是个中学生呢。他骑着马紧紧追着乌斯满不放，等快赶上乌斯满的坐骑时，孔庆云猛地一跳，蹦到了乌斯满的马上，紧紧抱住他。结果两个人一起从马上摔了下来，扭打成了一团。

乌斯满个子高又壮，力气大得像头野牛。打了好几个回合，他渐渐占了便宜。正当他掏出一把锋利的刀子，打算往下刺的时候，侦察连的炊事兵刘华林骑着马飞奔而来，直接用枪托砸向了他的脑袋。

乌斯满被打晕后，成了咱们的俘虏。胡赛音那帮匪徒想穿过昆仑山的冰大坂跑到西藏去，结果被我们堵在了昆仑山口的路上。一、二、三军的骑兵兄弟们都在昆仑山下聚到了一起，把那些土匪的武器都给下了。

乌斯满在3月14号那天被带到了迪化，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。到了4月4号，新疆军区搞了个公开的审判大会，会上宣布乌斯满被判了死刑。当天下午，乌斯满就被执行了枪决。

新疆的大土匪头子乌斯满被收拾了，可匪患问题还没完。他的儿子谢尔德曼接过了他的棒子，继续为非作歹。

谢尔德曼他们五个人，在我军准备在新疆、甘肃、青海边境地区围剿之前，接到乌斯满的指令，悄悄离开了匪帮，溜回了东疆。他们的打算是在东疆重新搞起叛乱，好让我军分散兵力。

可这时候，东疆那些部落的首领们都不愿意继续跟他混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得去勾结那些老惯匪，不过一直到乌斯满被抓住那会儿，他手底下的匪徒连100号人都凑不齐。

不过我镇在进行反匪行动那会儿，有些原本投降的匪徒因为怕受到惩罚，就又闹起了反叛，他们的人数一下子就涨到了三百多人。

1951年9月7号，谢尔德曼偷偷摸摸地攻击了我们49团7连，那时候我们正在奇台北边的芨芨湖搞生产，连里总共有67个人。

7连那边，机枪枪管被沙子给堵住了，一下子就陷入了困境。结果挺惨的，牺牲了44个战士，还丢了2门六零炮、6挺机枪和28支其他枪械。最后，就23个人活了下来，其中还有11个伤员。打那以后，谢尔德曼在部族里可是出了大名了。

他因为怕我们包围消灭他，所以逃回了老家阿勒泰富蕴县。

为了对付谢尔德曼那股土匪，新疆军区可是真下了狠心，特地从6军、5军、9军那里抽调了8个骑兵小队，里头还包括1个骑兵大队呢。他们凑齐了5422匹战马，1230峰骆驼，还有24辆战车和72辆汽车。

剿匪行动一共出动了4658名正规军，这还不包括临时协助的部队，所有这些兵力都由17师的师长程悦长统一带领。

为啥这三百多号土匪就是灭不掉呢？得琢磨琢磨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，是时候好好总结下了。

实际情况已经表明，光靠武力是解决不掉问题的，普通的政治手段也不行。按照土匪活动的老路子，乌斯满被搞定之后，那些土匪应该就没动静了。

谢尔德曼接到任务，要去东疆拉起一支剿匪队伍。刚开始，他可真是寸步难行，连个人影都拉不起来。但慢慢地，一边剿匪一边扩充，他就从孤军奋战变成了得心应手。

在很多部落老百姓眼里，乌斯满父子依旧是了不起的人物。那次三省联合围剿后，明明已经安顿好的部落，后来又重操旧业当起了土匪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问题根源在于牧区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没做好。

1952年7月份，新疆那边开了第二次党代会，这次会议是在西北局的帮忙下搞的。会上大家商量好，主要是靠政治手段来拉拢人心，军事上嘛，就守着别出击，专心剿匪。具体做法是：

对于哈萨克土匪，咱们既往不咎，不追究过去，也不收缴他们的武器。只要他们回来，就马上给他们安排个妥当的去处，这是明确的政策。

在向中央提交报告后，毛主席给出了反馈：“这份报告写得挺不错的。”

根据第二次党代会定下的规矩，谢尔德曼要是选择投降，那他的罪就能被原谅，并且还会被好好安排去处。

他会不会选择投降，这得看哈萨克牧区那边的政策能不能真正到位了。

紧挨着乌斯满的哈萨克部落，他们分散在两个地方，一部分在新疆、甘肃、青海交界区域，另一部分在阿勒泰地区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点的工作区域。

西北局跟西北军区在敦煌搞了个机构，专门负责安置三省交界处的哈萨克部落，还给他们拨了30亿救济金，不过这钱是按以前的币值算的。

对待各个部落的谈判代表，我们就像招待贵宾一样热情。对于部落和他们的牧民，我们都尊重他们的意愿。如果他们想留在本地，那就留下来，政府还会帮忙把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接过来团聚。后来，在当金山脚下，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。

要是有人想回新疆老家，政府会帮忙迁回去。

经过四个月的细心努力，大部分的边界部落都已经得到了合适的安排。哈萨克牧民家庭被允许保留一支枪，用来保护自己。

在阿勒泰那边，我带着的17个连队没再继续往前冲，而是围了起来，没动手打，目的是想招降谢尔德曼。

7月21号，最先过去的8个哈萨克代表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沙尔布拉克，结果却被当成是背叛哈萨克的人。他们被打得很惨，然后就被赶了回来。

这会儿，不少官兵心里头憋不住了，都嚷嚷着要用武力解决。有人就讲了，那家伙害了那么多人命，结果啥惩罚都没有，还给找工作，这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怎么瞑目啊？

阿山军分区带着队伍，一遍遍琢磨上面的意思，搞明白在咱这民族地区抓土匪，目的可不是为了报仇雪恨杀土匪，而是要让大家，也就是各族老百姓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过上安稳日子。

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咱们得对谢尔德曼他们格外手下留情才行。

八月初的时候，我又让五个代表去了一趟谢尔德曼那边。这次啊，他态度明显好多了。

为啥呢？那些跟着他们四处奔波的部落，早就受够了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，现在简直是穷得叮当响，啥都没有了。

很多牛羊在四处奔波中大量丧命，大人们小孩们生了病没地方看，小毛病拖成了重病，重病最后拖成了丧命。要是他再继续固执己见，最后就只能剩下他自己了。

琢磨了十多天后，他终于松了口，说想投降。但因为他手上沾了不少人的血，怕我军会要他的命，对我党的那些优待政策也是半信半疑。

13号那天，谈判的人把他的想法带回来后，我又派了人去见他，这是第三次了。这回，他列出了八条投降的要求，说要是有一条不满足，他就不打算投降了。

这8个要求里，有的能立马给答复，比如说饶他一命，给他一个蒙古包住。

但有些事儿得请示上级才能给答复，比如说暂时不交武器这事儿，还有他们想找他们老爹乌斯满的尸骨，运回老家承化，就是现在的阿勒泰市，好让他入土为安，另外就是投降后他们不想参加会议啥的。

有些事儿真没法答应，比如说，让他那帮人继续凑一块儿不散伙，还有要把以前围剿时丢的马啊、牛啊、羊啊都给他找回来。

这根本做不到。他那些马匹、牛羊大都是抢牧民的，现在牧民都把匪兵带走了，哪还能再还给他呢？

让他找回散落在各地的失物，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谈判代表带回了八个要求，他们一级一级地仔细研究并向上级汇报，最后这些要求被递交到了新疆军区那里进行审议。

王震明确表示：绝对不接受，能饶你不死就已经很仁慈了，咋还这么多要求？按他的看法，谢尔德曼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乖乖投降，啥条件也别谈，要么新疆军区就再次集结大军，继续打击。

但是，因为这事儿牵扯到的内容挺敏感，王震为了保险起见，就把谢尔德曼提出的八条投降要求，还有新疆军区的看法，一块儿上报给了西北局和西北军区。

西北局跟西北军区在接到王震的电报后，觉得这事儿挺严重，就赶紧又上报给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。

毛主席翻阅完毕，自己动手写了几点回复意见：

可以答应暂时不交武器这事儿，就算他主动要交，咱也先别急着收，得等他稳定下来，以后再慢慢处理这事儿：

对于要求乌斯满归葬这事儿，挺合理的，咱们可以答应。

3.关于投降后不去开会那条，咱们先答应下来。等真的到了开会的时候，你就算不请他，他自己也会厚着脸皮找上门来参加的。

关于队伍是否解散这事儿，你得看看每个人的想法咋样。之后呢，你得一个个地去找他们手下的人聊聊，把这思想工作做到位。要是聊透了，那他们也就不会继续跟着那个人了。

5. 说到还他马匹、牛羊这事儿，要是有真凭实据，比如那烙在屁股上的记号能对上，那就还给他。要是没证据，那可不能随便给。

6.要是东西丢了，咱先让他自己去找找看，但绝对不能因为这事儿去报复或者干违法的事儿。

拿到毛主席的回复后，那8个问题总算都有了确切的答案。

9月5号那天，阿山军分区的头儿何家产，带着行署的副头头阿不都热合满、公安处的老大桑斯拜他们，一块儿去找谢尔德曼商量事儿。

阿不都热合满是个哈萨克族的大学问家，胡子都长到胸口了，特别受人尊敬。他把那些土匪叫到一起，给他们讲话，说他们当土匪、抢劫，这是跟时代对着干。

他讲道：“眼下全国都已解放，解放军那是正义之军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你们几个小家伙哪里挡得住？哈萨克人靠放牧生活，你们得回自个儿的部族去放羊放牛，回到亲人身边去。”

一番话让土匪突然之间就明白了过来。

我给他们递上劝降信的时候，还顺便带上了面条、茶水、香烟和糖果这些吃的喝的。结果，有的土匪被这份心意打动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

胡沙音是谢尔德曼团队里的大佬，他眼里闪着泪光，跟我们的劝降人员这样说道：

政府和共产党对我来说就像老父亲一样，我呢，就是那种既闯祸又爱捣蛋的儿子。老父亲总是不辞辛劳，派人到深山老林里把我这个惹祸的儿子找回来。这让我心里头对党和政府既充满了感激，又感觉特别惭愧。

以后，我会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回报党对我的宽容。

另一名匪头季奎，以前老是投降了又反叛。这回，多亏了迪化公安处的夏副处长去劝他。夏副处长一番话，说得季奎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直接跟夏副处长搂着肩膀大哭了一场，这回他是真投降了，再也不反了。

不过，谢尔德曼和他那帮铁兄弟心里还是犯嘀咕。跟着劝降队伍一块来的哈萨克歌手斯玛古力，拿起了冬不拉，随口哼唱起来：

阿勒泰的月色真亮堂，那里是你们的老家。老爸在阿勒泰给你剪了脐带，老妈又用乳汁把你一点点养大。

你带大家走到很远的地方，弄得家人分离，真是挺惨的……以前的事情我不想多说，但国家给的宽容政策就是咱们的盼头。犯了错的孩子，只要愿意改，疼爱咱们的爸妈还是会接纳你的。

哈萨克的阿肯就像是古希腊那些边走边唱的诗人，他们不用准备，随口就能唱出动人的歌谣。阿肯的歌声特别厉害，就像当年楚歌让项羽军心大乱一样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结果，谢尔德曼和他那些铁哥们也都选择了认输投降。

10月3号那天，他让自己的三弟那比，给承化政府送去了8杆长枪和1把手枪，还郑重地说：

为了表明认错服罪的态度，信赖党和政府的处置，所以主动上交了一批视为生命的武器，手里还留着一部分。等家人把阿山接回来后，剩下的武器也会全部上交。

那时候，为了让土匪们安心，决定暂时不收缴他们的武器，所以从敦煌一路到巴里坤，那些去接家属的部落土匪，个个都还背着枪呢。

谢尔德曼交枪完全是出于自己愿意，等他的家人从三省交界的地方被接回来后，他遵守了自己的承诺，把剩下的枪支也都上缴了。

之后，谢尔德曼被上司调去做了阿山专员公署畜牧科的副头儿，没过多久，他又转到了伊犁州畜牧局当副局长。他妹子呢，则被分配到了富蕴县妇联干活儿。

新疆那帮土匪投了降，在给他们找安置地儿时，碰到的问题可真不少，有些是咱们现在压根儿都想不到的。

有人说，在他还没成为土匪前，和一位姑娘谈过恋爱。但后来他走上了土匪这条路，那姑娘就嫁给了别人。现在他投降了，希望政府能帮他找回那位姑娘。

根据婚姻法的规定，这样的要求是不合法的，不过呢，要是按照咱们这个民族的婚姻习俗来看，这事儿还能再商量商量。因此，咱们还是得去帮忙调解一下。

国家给了1.7亿资金支持阿山哈萨克部落，助力他们搞好畜牧业。那时候，部落里生病的人很多，特别是性病问题最严重。

卫生部门紧急调派了一组医疗人员，用上了那时候特别稀罕的青霉素药品——那时候这东西还得靠进口呢——来给大伙儿治病。

这样体贴入微的照顾打动了许多人，就连以前的土匪也都被感动，新疆的匪患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彻底解决。

王震到了晚年还是连连夸奖：“毛主席的那个办法真是太绝了，一下子就让新疆多年的土匪问题彻底解决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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